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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 - 9月10日
语言是人类的非凡发明,它让我们得以通过空间和时间来传递思想。《旧约》中关于巴别塔神话的描述,试图解释人类是如何被语言统一,却又因语言而分裂的:这是一个同时讲述交流之力量与交流之受挫的故事。近期,人类因疫情而被迫处于身体性隔绝之中,我们更会紧紧抓住那些能够保持联系的信息、或是让我们了解最新情况的新闻报道——我们一直处于一种与沉默、疏失和停滞角力的状态中。
线上展览“巴别塔”所汇集的艺术作品都与语言和交流有关,在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势下,它们的信息可以呈现出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含义。想象一下,在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矗立着一座由低语、呼喊、喃喃自语、声音与信号组成的巴别塔,有些音韵注定难以理解,有些则以其新的分量和共鸣击中要害。在众多的语言中,某些信息清晰而紧迫,另一些则被编码或有意模糊,从而分解成断断续续的单音节或拟声词。
参展艺术家包括:梅尔·博赫纳 (Mel Bochner)、翠西·艾敏 (Tracey Emin)、凯里斯·怀恩·埃文斯 (Cerith Wyn Evans)、西斯特·盖茨 (Theaster Gates)、吉尔伯特和乔治 (Gilbert & George)、道格拉斯·戈登 (Douglas Gordon)、韦德·盖顿 (Wade Guyton)、阿尔.赫尔德 (Al Held)、伊伯翰姆·马哈马 (Ibrahim Mahama)、克里斯蒂安·马克雷 (Christian Marclay)、哈兰·米勒 (Harland Miller)、萨拉·莫里斯 (Sarah Morris)、达米安·奥尔特加 (Damián Ortega)、朴栖甫 (Park Seo-Bo)、埃迪·皮克 (Eddie Peake)、杰西卡·兰金 (Jessica Rankin)、盖里·西蒙斯 (Gary Simmons)、傅丹 (Danh Vo)。
“巴别塔”由苏珊娜·格里夫斯(Susanna Greeves)策划,她目前担任白立方美术馆联络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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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将我们与世界联为一体;没有它,我们如原子般孤独旋转。
——佩内洛普·莱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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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二楚
借用广告牌、标题或街头标志的图样风格,传达有力而清晰的信息。
先锋的观念艺术家梅尔·博赫纳以其文字作品中的辛辣幽默而闻名:他那色彩缤纷的大减价标语在当下看来可谓极具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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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色彩缤纷的迷幻字体组成的侧面头像让人回想起1960年代拓展思维的文化运动,以及颅相学和早期精神分析的伪科学图表,但埃迪·皮克对深刻自我反省的由衷呼吁来得非常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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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莫里斯的单词带有坚定的虚无主义,让人印象深刻。这些单词画是她在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工作室创作的,其风格尤其受到来自《纽约邮报》和《每日新闻》标题风格的影响,是一幅幅“城市噪音与肾上腺素的肖像”。
我们可以暂时从街头离开了,但当莫里斯以文字勾勒纽约之时,吉尔伯特和乔治同样为我们带来了伦敦市景,借用报摊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形式,他们展现了狄更斯式的城市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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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此
即使以霓虹灯的炫目形式展现,翠西·艾敏的手写体文字也具有亲密、坦率与真诚的特质。在她那为人熟悉的笔迹中,她的想法、恐惧和那些最私密的瞬间似乎也是传达给我们每个人的私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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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伯翰姆·马哈马的照片展示了一名加纳流动工人的前臂,上面纹有他的名字和出生地。这一身份声明是也是因应未来风险所预备的信息:如果这些工人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这类纹身将帮助其尸体被返还给死者的家人。加纳有70多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方言和传统。许多与马哈马合作的男女工人身上都有这类标记,他们从南方偏远的村庄长途跋涉而来,去往各个市场和港口找寻风险系数极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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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度量衡
也许,杰西卡·兰金在计算着刺绣这一艰辛创作过程中那些被束缚的日子,她的针在织物表面记录下流逝的时间(三年……五年),同时也争辩着:“一切都过去了”,或“一切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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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西蒙斯在此模仿了库布里克电影《闪灵》主角那强迫症式的书写,由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这一角色重复性地用打字机打出“只工作不玩耍……” 在西蒙斯这件作品里,密集的线条被涂蹭得模糊不清。利用这部电影,西蒙斯引用了一个存在于我们集体意识中的比喻,并通过他那局部的、失败的涂蹭行为,将这一比喻与那些不可能从我们集体身份中根除的种族和文化偏见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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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法,朴栖甫的“描法”系列绘画中,书法性的重复动作是佛教传统中的一种冥想练习,被艺术家比作“一个和尚反复念诵经文以达到涅磐的状态”。就像反复念诵的咒语将失去其意义一样,作品中循环书写所导致的模糊性也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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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看哪,他们都是一样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如今他们既然能做起这事,以后他们想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让我们下去,在那里打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不能知晓别人的意思。”
——《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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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中迷失
艺术家喜欢探索语言的缝隙,亦即那些意义可以滑动和重组之处。
埃迪·皮克的镜面喷漆画是街头“语言”——涂鸦的变体。他在这里书写的难于翻译的文本“Mortacci Nostra”是一句罗马俚语,大致意为“敬我们那可鄙而逝去的祖先!”从负空间中显形的单词同时也展露出作品抛光过的不锈钢底层,这便是语言之缝隙的隐喻——正是从这些缝隙中,观众会发现自己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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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越南艺术家傅丹以烫金的德国哥特式字体书写了格林童话《灰姑娘》中最血腥的场景:灰姑娘的姐姐们为了穿上水晶鞋而削足适履。以此作为寓言,象征着人为了适应一种异质文化可能会走多远。
凯里斯·怀恩·埃文斯选取一段已译为英语的普鲁斯特的文章,并将其进行进一步的转换:转换为日本汉字字符,再转换成曲折的玻璃霓虹形式,从而检测了语言和意义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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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与加密
将语言翻译成光,凯里斯·怀恩·埃文斯所说的文本韵律就变为了“光迹”,并决定着他那枝形吊灯上烛光的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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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莫里斯的“声音图像”绘画也将语言编码为视觉信息。从她的一部影像作品中引用的一句话“你的言语成了我的语言”,被转译为一幅从音响设备的数码屏显中提取的硬边抽象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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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格拉斯·戈登的拼字游戏中,玩家传递着一个编码信息,又或者,有种神秘的力量揭示了一个隐秘的事实:“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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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别塔语言之树的枝桠间吹来的劲风呼啸,词语便如树叶一般零落了。”
――安德烈·科德雷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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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我们
自从达达主义解构了语言,一直以来,艺术家们将文字拆分,如同拼字游戏的字母块一般,把语言剥离为它的组成部件,以此将语言从意义中解放出来。
在1960年代早期的绘画作品中——如《大“I”》,阿尔·赫尔德将字母理解为几何式的、清晰的与“可接受的”形式策略,他可以用这种策略“画出非常具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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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盖顿把单个的按键“X”和“U”作为他那数码绘画的重复性修辞,在这里,“U”被压制成一件闪闪发光的极简雕塑。通过雇佣创作了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大部分作品的那些制作人,盖顿明确表达了他与极简主义艺术史的对话和解构。从形式上来说,“U”系列雕塑的样子放大且摹拟它们自己,反映出它们那优雅、高度抛光的表面镜像,同时也将这个位移性场域向观众自身的形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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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兰·米勒想到了手稿中的花体英文大写字母,这是文本在艺术中最早的表现形式,艺术家在他那些字母绘画中以一种流行的敏感性重新审视了这一艺术形式。
西斯特·盖茨的霓虹灯标牌也在追求现代主义雕塑的美感,它们象征着一种双重致敬——既致敬日本夜生活中城市酒吧区的明亮灯光,也向美国便利店和酒类商店那昏暗灯光表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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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要别人发明的词。[……]我想要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节奏,还有元音和辅音,匹配我的节奏和我的一切。
——雨果·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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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语言
漫画书的音效表现手法使克里斯蒂安·马克雷的“动作”绘画和素描带有一种无声闹剧的氛围,尽管这种傻乎乎的幽默表达了一种巧妙的艺术历史混搭形式——波普与抽象表现主义彼此碰撞。每个拟声词样本都传达了一种动作,一个马克雷绘画的应用图谱。
在马克雷的木刻作品《呐喊(夜晚回声)》中,漫画图像的视觉采样创造出带有回响效果的呐喊,这是对蒙克(Munch)那个存在主义创伤的标志性形象的致敬:既无声也无言的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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